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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,宜其室家。
桃之夭夭,有蕡其实。之子于归,宜其家室。
桃之夭夭,其叶蓁蓁。之子于归,宜其家人。
清代有人评论此诗云:“桃花色最艳,故以喻女子,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。”历代文坛对漂亮女子的描述不计其数,而且从不吝啬笔墨,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,虽只寥寥数字,但形神俱现。
诗歌描绘之下,可使人想像其境——在桃花盛开的地方,惠风阵阵,穿过桃林,朵朵鲜艳的桃花,于风中轻轻摇曳,桃枝婀娜,婥然生姿。在花木掩映之间,有一位少女款款而行,她双颊飞红,面含娇羞,知道自己将要出嫁,与意中人共结连理白首偕老,难掩心头喜悦,眼角眉梢,无不流露着快乐怡人的神色。彼刻,桃林之中,花树之下,人面桃花,互相辉映,这是多么令人心醉神往的画面啊!
我国历代对女性的审美标准各不相同,虽是历史发展的洪流,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展现个性追求自我的精神。在上古母系氏族社会,生殖和生产最为重要,这一点成为当时美的标准,所以结实、有力、健壮的女子为最美;春秋战国时期,普遍男子提倡“柔弱顺从”为美,而士大夫阶层则以“精致细腻”为审美规范,最终合而为一,“柔弱细腻”的女性为美;两汉时代的女性崇尚自然,穿衣朴实无华,多数不佩戴头饰,化妆时把面涂得雪白,嘴唇的轮廓画得很少,故而“面如凝脂、樱桃小嘴”者为美;隋唐五代的女子则以胖为美,宽额圆脸、丰腴肉感、云髻高耸,加上飘扬的披风,显得华丽异常大方得体,此乃“盛唐气象”,女性以此为最美;到了清代,含蓄内敛成为女性美的基础,所谓“美人者,以花为貌,以鸟为声,以月为神,以柳为态,以玉为骨,以冰雪为肤,以秋水为姿,以诗词为心”,这是当时所有文人心中对女性美的要求和标准。
不管历史如何发展,潮流如何变幻,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仍是对美丽女子最好的表述,是最华美最瑰丽的措辞,读之再三,仍然品味不尽,说其“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”实不为过。
《桃夭》三章,第一章写“花”,第二章写“实”,第三章写“叶”,利用桃树的三个方面表达三层不同的意思。写花,是形容新娘的美丽;写实,喻示开花结果,有始有终;写叶,喻示开枝散叶,枝繁叶茂,为后面的“宜家、宜室、宜人”作铺垫,也让人臆想新娘子出嫁之后为夫家带来的兴旺繁荣景象。
在春秋战国时期,人们已经很重视家庭的建设经营,因为生产力落后,对于一些天灾、祸害,人们都必须倚靠整个家庭来解决困难,以获得和平美满的生活。而娶亲是大事,对家庭的前途来说非常重要,娶回来的新娘子是否宜家宜室就关系到整个家庭的兴衰荣辱。打个比方,辟如有一女,其貌美艳无方,倾城倾国,娶回家之后,她却唇枪舌剑腹如蛇蝎,整日价家吵屋闭风声鹤唳,街坊结仇邻里树敌,甚则房倒屋塌七扫八败,这样的女子就算再美,再怎么其华“灼灼”,于家于室于人,均有百害而无一利,所以诗歌三章的结语才是重中之重意中之意。
三章的最后用“宜家、宜室、宜人”作为结语,可见人们在当时已经对“美”有了很深的认识与要求,认为女性不但要有外在美,更需具备内在美,也就是“善”。
“美”与“善”都具有独立性,楚国奉女子“无害即是美”,即:“夫美也者,上下、内外、大小、远近皆无害焉,故曰美。”强调“善”才是“美”,忽略了女性的外在美,这带有非常严重的局限性。而孔子对美的观念却有所进步,对“善”与“美”进行区分,是审美的两个标准,即“尽美矣,未尽善也。”以及“尽美矣,又尽善也。”可谓尽善尽美,二者统合在一起,同时也肯定了女性的目观之美。
诗中的新娘嫁到夫家之后,所有人都接纳她,全家人都过上和睦幸福的生活。很明显,这仅有美貌是办不到的,须得有一颗无比善良的心。行善事,做善人,与邻为善,与人为善,使家庭兴旺发达,欣欣向荣,这才是一位合格的新娘子。
女子有至美,照眼欲明,是美;女子有至美,照眼欲明,而心有至善,是真美,是真善美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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